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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能接受“职业分手师”的存在吗?

当今商品化的世界,结束一段感情的心理压力,促使人际交往困难的人们做出了新的选择。比如在日本,“告别店”和“职业分手师”都是真实的存在。

文|陈璐

一桩奇异的谋杀案

2009年4月13日,当警方到达位于东京中野区的一间公寓时,32岁的五十畑理惠平躺在地板上,脖子上有勒痕,已经死亡。当日天还未亮时,警方收到了一名男子的报警电话,声称自己在前一天晚上11点左右杀死了女友,也就是五十畑理惠。

次年12月15日,31岁的桑原武志因谋杀情人五十畑理惠被判处17年监禁。引发世界关注的并不是这场悲剧本身,而是因为桑原武志是一位“职业分手师”,他是被五十畑理惠的丈夫雇来破坏自己婚姻的。

日剧《真幌站前多田便利屋》讲述了婚姻失败的便利屋老板多田启介,遇到了拥有同样失败婚姻经历的行天春彦,不知不觉成为合作伙伴,并一同开始为各种各样的人提供帮助的故事

案件发生两年前,在东京丰岛区一家从事分手业务的“告别店”(Wakaresaseya)工作的桑原,受理了五十畑理惠丈夫的申请,要求他勾引自己的妻子,并留下妻子的出轨证据,以便说服家庭法院能够在离婚诉讼中将5岁儿子的抚养权交给他。

桑原搜集并观察了一段时间五十畑理惠的生活习惯,然后扮作一个健谈的陌生人,在东京北部枥木县的超市走近了这位32岁的母亲,带着灿烂的微笑搭讪道:“打扰一下,请问这附近有卖美味奶酪蛋糕的商店吗?”桑原介绍自己是在IT行业工作的商务人士,得益于他那戴着眼镜、充满书呆子气的外表,以及提前预演过的种种话题,两人一见如故。

不久后,桑原和五十畑发展成为恋人。按照事先的安排,某天当这对情人在进入一家按小时出租的“爱情旅馆”时,一名事务所的同事偷拍了他们的照片。五十畑的丈夫便以此作为证据,于2007年11月以妻子不忠为由提出了离婚。然而这时,桑原犯了一个致命错误,他真的和五十畑理惠相爱了。

桑原隐瞒了自己有妻子和孩子以及职业的事实,与五十畑在远离家庭的地方建立了第二个家。当2009年4月五十畑发现真相后,两人大吵了一架,她宣布要离开桑原。两人发生了激烈的打斗,最后桑原用一根绳子勒死了五十畑,并在当天夜里选择向警方自首。

“一开始,我以为这只是一份工作。”他在法庭上说,“但我后来真的爱上了她。我撒了一个又一个谎,怕她会恨我。我被逼到了墙角。我仍然爱她。”当法庭上桑原面对死者的家人鞠躬忏悔时,五十畑理惠的父亲大声说道:“我恨你!在我的余生中,我将永远不会原谅被告,也永远不会原谅雇他的我女儿的前夫,或者‘职业分手师’的生意本身……这不仅毁了我女儿的生活,也毁了我外孙和我的生活。”五十畑理惠的前夫虽然没有参与后来的谋杀,但也受到了牵连和处罚,因为是他最初雇用了桑原的服务。

对于很多人来说,这听起来太像侦探小说的内容,但在日本,“告别店”和“职业分手师”都是真实的存在。

“告别店”的服务对象一部分是想要离婚的富有客户。因为在日本,想要离婚的一方需要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有理由离婚,常见的理由包括:要求离婚的一方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,他们的配偶没有支付标准生活费用,或者配偶有了外遇。对于许多想要离婚,但又知道伴侣永远不会同意的日本富人来说,“告别店”就成了他们最后的选择。如果他们能获得配偶外遇的证据,或者配偶能够爱上别人,离婚之路就为他们敞开了。

不过,也有很多客户是为了试图结束他们配偶与别人的婚外恋情。这个过程非常复杂,通常将有好几位职业分手师的加入,他们都需要扮演特定的角色。一位分手师会努力接近目标,和TA成为朋友,另一位分手师将和目标情人成为朋友。初次见面通常被安排在一些公共场合,比如便利店。他们将通过一系列的安排引诱两人的关系结束,这所需要的常常只是瞬时的软弱,然后被隐藏的摄像机捕捉到。如果诱惑不起作用,他们还有其他策略,比如目标可能会被引诱进入虚假的商业交易,背负沉重的金融债务,甚至会被假冒的暴徒上门催债。分手师基本上会尽一切努力完成工作。

如果目标是女人,通常相较男人会更加谨慎,这个过程就会花费更长时间,像日媒曾经报道的一样,“尽管他们已经是中年人,但当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爱上他们的时候,他们似乎从不觉得可疑”。

《分手大师》剧照

对于“告别店”,受理案件的成本是一个要考虑时间和复杂性的综合问题。初次会面可能需要收取1万日元(约人民币600元),但平均一次工作往往需要3个月,费用很容易增加。据悉,留住一名分手师的费用在50万至160万日元(约人民币3万至9.8万元)之间,特殊案件需要的费用更多,同时成功完成任务后往往还可以获得25万至80万日元的额外奖金。然而,尽管成本很高,但需求似乎并不缺乏,客户往往不仅是已婚夫妇,许多单身人士也会前来咨询。

不过高昂费用的背后是极高的成功率,成功率通常在90%至95%,虽然很少有告别店能够提供公开的数据真正证明自己的有效性,但这些职业分手师对实现目标的坚持极具传奇性。从跟踪目标、研究目标的日常生活以更好地增加他们成功的机会,到如何克服目标带来的困难压力,告别店会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他们的任务。

一些告别店甚至会收取额外的费用,提供些“售后服务”。这包括提供咨询,告诉他们如何让自己对配偶更有吸引力,或者做一些不甚光彩的事情,比如在街区散布谣言,让邻居们觉得客户很有吸引力,从而重燃配偶的兴趣。

《真幌站前多田便利屋》剧照

这个职业在2001年富士电视台播出同名电视剧之前并不为人所知。然而在那之后,需求开始迅速上升,一些告别店的年收入据说达到数亿日元。日本长达十年的经济衰退和这份工作“007”式的魅力,使得招募职业分手师变得容易。这些职业分手师的背景非常多元化,比较常见的有不出名的模特、演员,还有一些是厌倦了朝九晚五生活的医生、护士和律师,成功的候选人将接受表演、法律和武术方面的训练。

桑原武志的谋杀案引发的法律和道德问题,令告别店不得不面对一系列的监管。这起案件促使日本告别店行业进行了一些改革,包括开展这类工作的机构需要获得相应的许可证,以及对这类服务的广告也进行了限制。但不得不承认,案件后的那几年,公众变得更加谨慎,网络业务也难以开展,那时人们以为告别店几乎要被淘汰了。

然而十年后,告别店和职业分手师再次频繁出现在公众面前。一项统计表明,如今至少有270家这样的“机构”在网上为客户提供服务。即便告别店在日本拥有广泛的市场,但这种做法本身被大多数日本人认为并不光彩,所以当告别店引发一些纠纷后,很少有人会选择公之于众。

《分手合约》剧照

但面对公众的道德谴责,许多告别店却坚持自己是在做一项正确的事情。他们声称自己在没有彻底弄清客户的动机之前,不会受理任何申请:他们为什么要结束婚姻?他们知道配偶有外遇多久了?他们的伴侣为什么要找情妇?分手师们甚至会采访客户的邻居,看看他们之前的生活有多认真、幸福。一位业内人士解释道:“在这一切背后,你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无法亲自处理此类问题,想把它委托给外人。”

无法处理沟通问题的现代人

近年来,英国作家索菲娅·斯科特(Sophia Scott)投入了大量时间研究这种奇怪的离婚形式,特别是在发现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之后。她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彻底的研究,因此被邀请作为观察员参与了英日法律协会。据斯科特说,这是一种不会与所爱之人发生冲突,并能摆脱所处困境的方法。

鉴于挽回面子和避免冲突在日本文化中的重要性,东京立教大学精神医学教授町沢静夫指出,遇上纠纷人们通常会选择以中间人来协助调解。“中间人在日本文化中非常重要,然而随着社会转变,许多中间人都不见了。因此,商业付费服务的兴起似乎填补了这个空缺。”

除帮助分手外,日本还存在着提供复合型服务的“便利屋”(Benriya),能够帮助客户从各种各样棘手的局面中解救出来。除了职业分手师,这些中间人还可以为客户提供扮演临时男女朋友、临时家人,包括丈夫、爸爸、女儿等服务。

日本导演岩井俊二指导的《瑞普·凡·温克尔的新娘》,便为人们提供了一窥便利屋服务的机会。大学毕业后,立志成为教师却一直无法获得正式职位的皆川七海,在网络上认识了同为教师的鹤冈铁也,两人匆匆步入婚姻。没有什么朋友的七海,为了不让婚礼显得寒碜,通过便利屋的安室行舛雇用了一帮陌生人假扮自己的亲朋好友。婚后不久,遭到丈夫冷落的七海,自己也落入了某种陷阱之中,另有人通过安排便利屋工作人员虚构了丈夫的出轨,假扮成不存在情人的男友,令七海被抓住和陌生男人在酒店共处的证据,被迫和丈夫离婚。离婚后的七海,也开始从事便利屋的工作,假扮亲友参加别人的婚礼赚钱……

《瑞普·凡·温克尔的新娘》剧照

2019年,德国导演沃纳·赫尔佐格(Werner Herzog)拍摄了一部名为《家庭罗曼史有限公司》的电影,更深入地探讨了便利屋的现实背景。石井裕一是私人便利屋“家庭罗曼史”的创办人。12年前,一位单身母亲因为4岁的儿子无法被心仪的学校录取,请求石井裕一扮演自己的丈夫出席入学面试,这促使石井裕一萌生了从事“便利屋”的念头。直到故事开始时,他的公司已经拥有2000多名替身雇员。

故事的开场,石井裕一正在路边等待12岁的少女千寻,他受千寻母亲的雇用扮演她素未谋面的父亲。作为千寻的“父亲”,石井裕一陪伴在她身边,听她倾诉烦恼,陪她聊天,两人一起出游,拍大头贴,看小动物,参加花火大会,就像真正亲密的父女一样。在深入这段关系后,石井裕一对千寻也开始产生类似家人的真实情感,他在“越界”的边缘不断动摇且犹疑不决。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,以及所谓真实的意义。陪伴在身边的人可能是假的,但就像这雇来的幸福,生命中的美好又有几分是真的?这无疑是一个展现人类孤独的最好样本。

电影《家庭罗曼史有限公司》剧照

虽然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现代“便利屋”只有几十年的历史,富裕的日本阶层会花钱请人来处理生活中的小烦恼,但它的源头却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,志愿消防员会在火灾期间为人们提供一些稀奇古怪的零活服务。

客户往往会向便利屋展示自己不愿向朋友或家人透露的一面,部分原因是他们与陌生人打交道更自在。在日本义理社会的传统习惯下,对于为自己提供过帮助的人,通常都要给予回报,这样的回报可能持续很久甚至一生。付费服务,即使很贵,在经济上和情感上对于部分人而言都更能接受。

另一方面,日本的人口结构变化也催生了商机。东京便利屋Super Benriya Plus的负责人士贵裕纪(Yuki Sekine)曾在接受采访时谈道:“随着社会的快速老龄化,有些人甚至找不到人帮他们换灯泡。”他曾带老人去医院,帮助他们购物,并为那些因为女护士而感到尴尬的老人换尿布。另一些便利屋从业人员则更多地提供些陪伴服务,比如陪在一位孤独生活、饱受焦虑折磨的老年妇女身边等待她入睡,或者与单身人士一起出去吃饭或者约会。

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玄田有史(Yuji Genda)教授认为,一个普遍原因是缺乏沟通技能。这背后的因素很多,也很复杂。玄田有史将部分原因归因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泡沫经济破裂的时期,日本的终身雇佣制遭到破坏,这致使国内的失业率和自杀率上升。

这个年代出生的许多人,现在即使到了三四十岁,很多也没有找到固定的工作,也没有钱去社交。再加上由此加重的出生率下降的问题,使得父母常常与孩子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,这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形成了一种深深的相互依赖,更加导致年轻一代与外界沟通障碍的进一步加深。他们不再轻易与他人建立联系,而且变得越来越封闭。实际上,玄田有史非常担心,父母去世后,这些孩子们将会完全陷入孤独的处境中。

《不能结婚的男人》剧照

并且,由于日本的产业结构正在从制造业越来越多地转向服务型工作,沟通技巧在面试和工作中都是必不可少的,很多人对拥有这样的沟通技巧感到压力很大,又导致更多人陷入失业的状态中,形成恶性循环。近年来,越来越多的失业白领进入该领域,因为该领域的门槛较低,不需要特殊技能。

玄田有史教授创造了SNEP(单身无业人士)这个词,指的是“没有结婚也没有从事研究,通常完全独自一人,或者除了家人不跟别人待在一起的人”。他们某种程度上类似于“隐蔽青年”(Hikikomori),“隐蔽青年”又叫作“家里蹲”,是日本对长时间不参加社交活动的人的一种称呼。

《凪的新生活》剧照

许多家长和非营利组织都在寻求解决青年社会孤立的问题。玄田有史认为,在最糟糕的情况下,一些企业利用绝望的家长,对SNEP人群实施斯巴达式的措施,“强化”他们“脆弱的”心智。日本曾发生过一起恶性事件,为了解决子女社会孤立的问题,父母把他们送到一艘游艇上工作,但由于船长太过暴力,最终导致一人死亡。玄田有史认为,绝望的家庭可能更容易被勒索,而且无法区分服务的好坏。

因为发布一系列针对性的文章,玄田有史常常会收到许多家庭的来信。这些来信表示,当他们发现原本以为是自己家庭特有的问题实际上是普遍的,让他们感到宽慰。玄田有史认为与此相关的青年失业、沟通压力和社会孤立问题,尽管在日本表现得最为明显,但可能是世界范围内的重要现象。

实际上,继日本之后,越来越多的地方也开始涌现像告别店、便利屋这样的中介机构。台湾地区出现了与日本非常类似的职业分手师。欧美国家也开始涌现分手商店之类的网络中介机构,如10美元的短信、30美元的定制信件、99美元搬离前任住所的所有物流服务,以及其他各种价位和类型的心理咨询与陪伴。2007年8月,“分手代理”成为教育部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之一。

就像玄田有史强调的一样,“最重要的一点是,我们不能排除这类人,不能责怪这些人。这是一个社会问题,任何人都可以成为SNEP”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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